农村环境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涉及生态保护、污染防控、资源循环等多个维度，其研究需依托国内外学者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以下从政策法规、技术应用、公众参与、国际经验等角度，梳理相关参考文献的核心观点,并结合实践案例进行分析。
政策法规与制度设计
政策引导是农村环境治理的关键抓手，张福庆（2025）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环境治理政策创新研究》中指出，我国农村环境治理政策已从“单一行政管控”转向“多元协同治理”，但存在基层执行力度不足、部门权责交叉等问题，建议通过建立“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责任机制，并引入第三方评估强化政策落地效果，李胜等（2025）通过对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案例分析，提出“以奖代补”政策能有效激发地方政府治理积极性，其核心在于将环境绩效与财政转移支付直接挂钩，这一经验被《全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十三五”规划》采纳推广。
在法律保障方面，王金南等（2025）在《〈土壤污染防治法〉实施对农村耕地保护的影响研究》中强调，该法首次明确农村土壤污染责任主体，但针对农用地分类管理的配套细则仍需完善，建议建立“污染者付费+生态补偿”双重机制，例如江苏省通过设立耕地保护基金，对采用有机肥的农户给予每亩200元补贴,有效减少了化肥使用量。
污染治理技术与实践
农村污染治理需因地制宜选择技术路径，水体治理方面，刘鸿亮等（2025）在《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技术指南》中对比了人工湿地、生态浮床、微生物修复等技术，指出人工湿地适用于南方地区，具有成本低、维护简单的优势，而北方地区因低温环境需强化保温设计，如北京市通州区采用“预处理+潜流人工湿地”工艺，使黑臭水体COD去除率达到75%以上。
固体废弃物处理是另一重点，陈兵等（2025）通过对山东、四川等地的调研发现，“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模式在人口密集区推广效果显著，但偏远地区面临运输成本高的问题，建议推广“小型化、就地化”处理设施，例如河南省周口市推广的“阳光堆肥房”，可将生活垃圾转化为有机肥料，实现垃圾减量化率达60%，年增收约300元/村。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需结合源头控制与过程阻断，崔键等（2025）在《稻田氮磷生态拦截技术研究》中提出，通过构建“沟渠-湿地-塘坝”三级生态拦截系统，可减少农田排水中的氮、磷流失量30%-50%，该技术在太湖流域推广应用后，入湖总磷浓度下降28%。
多元主体参与机制
公众参与是农村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吴晓燕等（2025）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村民参与意愿研究——基于苏北5县的问卷调查》中指出，受教育程度、村集体组织能力显著影响村民参与度，建议通过“积分制”“环保合作社”等模式提升参与积极性，例如浙江省安吉县推行“环境行为积分制”，村民可凭积分兑换生活用品，参与率从35%提升至82%。
企业与社会组织的作用日益凸显，王建民等（2025）以PPP模式在农村污水处理中的应用为例，分析发现引入专业环保企业可解决资金与技术短板问题，但需防范“重建设轻运营”风险，建议通过“绩效考核付费”机制约束企业行为，如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采用“建设-运营-移交”（BOT）模式，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运营成本降低20%，出水达标率稳定在90%以上。
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借鉴
发达国家农村环境治理经验为我国提供参考，日本在《废弃物处理法》基础上，建立了“町内会+自治体+企业”协同治理体系，通过精细化分类回收（如资源垃圾付费处理），实现农村垃圾填埋量减少70%（田中耕太郎，2025），德国则通过《联邦土壤保护法》，要求农业生产中限制化肥使用量，推广有机农业占比达14%（德国联邦环境署，2025）。
对比国际实践，我国需结合国情探索特色路径，针对人均资源占有量低的现状，应强化循环农业模式，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推广的“猪-沼-果”生态循环模式，实现了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95%，既解决了养殖污染问题,又降低了化肥使用成本。
典型案例与成效分析
为更直观展示农村环境治理的实践效果，以下选取不同技术模式的典型案例进行对比：
| 案例名称 | 所在地区 | 治理技术 | 主要成效 | 数据来源 |
|---|---|---|---|---|
| “千村示范”工程 | 浙江省 | 环境综合整治+生态修复 | 累计建成美丽乡村2.6万个，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率达100% |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2025 |
| 阳光堆肥房项目 | 河南省周口市 | 就地化好氧堆肥 | 垃圾减量化60%，年增收900万元/县 | 《中国环境管理》，2025 |
| 生态拦截系统 | 江苏省太湖流域 | 沟渠-湿地-塘坝三级拦截 | 农田氮磷流失量下降40%，入湖水质改善 | 《环境科学学报》，2025 |
研究趋势与展望
当前农村环境治理研究呈现三大趋势：一是数字化技术融合，如利用物联网监测水质、AI识别垃圾乱堆放现象（张海滨，2025）；二是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如浙江丽水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2025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GDP占比达46%；三是气候适应性治理，针对极端天气频发，加强农村防洪排涝设施建设与生态修复（IPCC，2025），未来需进一步破解“技术适配性不足”“长效机制缺失”等瓶颈，推动农村环境治理从“治标”向“治本”转变。
相关问答FAQs
Q1：农村环境治理中，如何平衡政府主导与市场参与的关系？
A：政府应聚焦顶层设计、政策制定与监管执法，例如完善农村环境治理标准体系、加大财政投入；同时通过PPP模式、生态补偿机制等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发挥企业在技术、运营方面的优势，关键在于明确权责边界，如政府负责基础设施规划，企业负责设施建设与运营，村民承担环境维护义务，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协同格局。
Q2：针对偏远山区农村，如何选择低成本、易维护的环境治理技术？
A：优先推广“小型化、本土化、生态化”技术：例如污水处理可采用“化粪池+人工湿地”组合工艺，利用当地砾石、植物降低成本；垃圾处理推广“户分类+简易堆肥”，有机垃圾就地转化为肥料；饮用水保护可采用“水源涵养林+隔离网”生态防护措施，同时加强村民技能培训，通过“村民自管小组”降低运维成本,确保技术可持续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