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性收费作为政府履行职能的重要经济手段,其规范性与合理性直接关系到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社会公平，近年来，随着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化，行政性收费问题成为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的热点，本文旨在梳理行政性收费领域的研究文献，从理论基础、现状分析、问题探讨及改革建议四个维度展开，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在理论基础方面,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公共产品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等视角展开研究，Samuelson（1954）提出的公共产品理论为行政性收费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依据，认为对于具有排他性的准公共产品，通过收费机制可实现成本分担与效率优化，Musgrave（1959）进一步指出，行政性收费应遵循“受益原则”，即谁受益谁付费，以减少财政支出的扭曲效应，国内学者高培勇（2003）强调，行政性收费需与税收协调互补，避免因收费过度导致的市场失灵，王雍君（2025）则从治理角度提出，行政性收费的设定权应纳入法治化轨道，通过预算约束机制控制规模膨胀。
关于行政性收费的现状研究,多集中于规模测算、结构特征及区域差异，财政部数据显示，2012-2025年全国行政性收费收入从0.8万亿元增长至1.2万亿元，占财政收入比重从6.7%降至4.1%，反映出“费改税”政策的阶段性成效，但贾康（2025）的研究指出，部分领域仍存在“以费代税”现象，如环保收费占污染治理资金比例不足30%，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李实（2025）通过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发现，行政性收费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倒U型关系，东部地区因市场化程度高，收费项目精简速度明显快于中西部。
现存问题方面,学者们主要关注制度性缺陷与执行偏差，刘尚希（2025）认为，收费立法层级低（多为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导致“政出多门”，如某省涉企收费项目多达236项，其中省级以下设定的占比62%，马海涛（2025）的案例研究显示，部分基层单位存在“坐收坐支”现象，2025年审计署抽查的200个县中，有37%的收费资金未纳入预算管理，杨灿明（2025）指出，行政性收费的透明度不足，公众监督渠道缺失，2025年仅有12%的省份公开了收费成本核算报告。
针对改革路径,现有研究提出多维度的优化建议，一是完善法律体系，如张守文（2025）建议制定《行政收费法》，明确收费设定权的法律保留原则；二是推进费税改革，刘尚希（2025）主张将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如社保费）全面纳入税收征管；三是强化预算约束，王雍君（2025）提出建立“收费项目-标准-收支”全流程公开机制；四是引入绩效评估，贾康（2025）建议将收费成本效益分析作为项目存续的必要条件。
以下通过表格对比国内外行政性收费管理的典型模式：
| 国家/地区 | 法律依据 | 收费设定权 | 预算管理 | 监督机制 |
|---|---|---|---|---|
| 美国 | 《联邦行政程序法》 | 议会授权为主 | 全额纳入联邦预算 | 司法审查+公众听证 |
| 德国 | 《收费法》 | 联邦与州分权 | 收支两条线 | 宪法院违宪审查 |
| 中国 | 《行政许可法》等 | 中央与地方分级 | 预算内外双轨制 | 审计监督+有限公开 |
相关问答FA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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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行政性收费与政府性基金有何区别？
答：二者在资金性质上存在明显差异，行政性收费主要针对特定公共服务或管理行为收取的费用，如证照工本费、考试考务费等，遵循“成本补偿”原则；而政府性基金是为支持特定公共事业发展，向社会征收的具有专项用途的资金，如水利建设基金、民航发展基金等，其征收依据多为国家法律法规，且允许一定程度的超额收益，行政性收费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政府性基金则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
问：如何降低企业面临的行政性收费负担？
答：可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制度层面，全面推行收费清单制度，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如2025年国家发改委取消14项中央部门涉企收费；二是执行层面，建立收费政策评估机制，对收费项目定期开展成本效益审计，防止“变相收费”；三是技术层面，依托“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实现缴费“一站式”办理，减少中间环节，应畅通企业投诉渠道，对违规收费行为建立“黑名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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