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家校关系研究现状，当前国内外学者已从理论建构、实践探索到政策推动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入研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体系，从研究视角来看，早期研究多聚焦于家校合作的“工具性价值”，即如何通过家庭与学校的协同提升学生学业成绩，而近年来逐渐转向“发展性视角”，强调家校关系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心理健康和终身发展的长远影响，理论研究层面， Epstein的家校合作六种类型模式（如家长教育、沟通、志愿服务等）仍被广泛引用，但国内学者更倾向于结合本土文化提出“家校共育”“协同育人”等概念，强调家庭与学校作为育人共同体的平等性与互补性，实践研究方面，城市学校已普遍建立家长委员会、家长会、家校沟通平台等机制，但农村及偏远地区家校互动仍面临资源匮乏、家长参与意识薄弱等困境，数字化工具的兴起为家校沟通提供了新路径，如微信群、教育APP的普及，但也引发了“过度沟通”“信息过载”等新问题,引发学界对技术赋能与边界平衡的讨论。
政策层面，我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将家校协同纳入法治化轨道，明确学校与家庭的责任边界，但政策落地效果存在区域差异，研究发现，经济发达地区家校合作模式更为多元，如“家长学校”“家校社协同育人基地”等创新实践层出不穷，而欠发达地区仍依赖传统的线下家长会，互动形式单一，家长参与质量成为研究热点，学者指出“形式化参与”（如签字、开会）与“实质性参与”（如教育决策、课程设计）对学生的差异化影响，呼吁构建分层分类的家长参与机制，教师角色研究也日益深入，教师从“沟通者”向“协调者”“赋能者”转变，但其专业能力（如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冲突解决能力）仍显不足,职前培养与在职培训体系有待完善。
从研究方法来看，定量研究多采用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等方法揭示家校关系的现状与影响因素，如家长文化程度、学校管理水平对参与度的作用机制；定性研究则通过案例分析、深度访谈挖掘家校互动中的深层矛盾与文化逻辑，如城乡差异、阶层差异对家校权力关系的影响，跨学科研究趋势明显，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交叉融合，为理解家校关系提供了更丰富的分析框架，现有研究仍存在不足：一是本土化理论建构相对薄弱，多借鉴西方理论模型，未能充分体现中国家庭“重视教育”“尊师重道”等文化特质；二是长期追踪研究较少，对家校关系动态演变过程及长期效果缺乏实证支撑；三是特殊群体（如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家校关系研究有待深化,其差异化需求尚未得到充分关注。
为更直观呈现家校关系研究的核心议题与进展，以下从研究主题、主要观点、现存问题三个维度进行梳理：
| 研究主题 | 主要观点 | 现存问题 |
|---|---|---|
| 理论建构 | 从“合作”到“共育”，强调育人共同体；本土化理论探索中（如“家校社协同育人”） | 本土化理论体系不完善，西方理论适用性存疑 |
| 实践模式 | 城市多元化（家长学校、数字平台）vs农村单一化（传统家长会） | 区域差异显著，农村资源匮乏，形式化参与普遍 |
| 家长参与 | 实质性参与（决策、课程）优于形式化参与（签字、开会） | 参与质量评价标准缺失，家长能力差异大 |
| 教师角色 | 从沟通者到赋能者，需提升家庭教育指导能力 | 教师职前培养与在职培训不足，专业能力支撑薄弱 |
| 技术赋能 | 数字工具提升沟通效率，但引发信息过载、边界模糊等问题 | 技术使用缺乏规范，家校双方数字素养差异大 |
相关问答FAQs：
Q1：当前家校关系研究中存在哪些主要争议？
A：主要争议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谁主导”的问题，即家校合作中学校与家庭谁应占据主导地位，部分学者强调学校专业引领，部分则主张家庭平等参与；二是“技术利弊”的争议，数字工具是否真正提升家校合作质量，或加剧教育焦虑与责任转嫁；三是“评价标准”的争议，如何科学衡量家校合作成效，是关注学生学业指标、社会情感发展，还是家校双方满意度,尚未形成统一共识。
Q2：未来家校关系研究应重点关注哪些方向？
A：未来研究可从四方面深化：一是加强本土化理论创新，结合中国家庭文化、教育制度特点构建“家校共育”理论框架；二是开展长期追踪研究，揭示家校关系对学生发展的长期效应；三是聚焦特殊群体，如留守儿童、特殊需要儿童的家校协同机制；四是探索技术赋能下的家校互动新模式，如人工智能在个性化沟通、家庭教育指导中的应用，同时研究技术伦理与边界规范，推动家校关系从“单向管理”向“双向赋能”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