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死刑废除的研究是一个涉及法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综合性课题，其探讨始终在“保留死刑”与“限制死刑”的张力中展开，并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路径，这一研究不仅关注死刑的司法适用，更着眼于刑罚目的、人权保障与社会治理的深层逻辑,其发展脉络与中国法治进程和社会变迁紧密相连。
从历史维度看，中国对死刑废除的探讨始于改革开放后，1979年第一部《刑法》确立了“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死刑罪名仅为28个，但随后的社会治安形势变化导致1983年“严打”期间死刑适用范围扩大，这一阶段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死刑是否具有威慑力”的实证分析上，学者们通过对比国内外犯罪率数据，发现死刑的威慑效果存在边际递减效应，且过度依赖死刑可能忽视犯罪背后的社会根源，20世纪90年代，随着人权观念的普及，学界开始从“生命权”的宪法高度审视死刑的正当性，部分学者提出“死刑废除是文明社会的必然趋势”，但这一观点在当时并未成为主流,更多被视为理论探讨。
进入21世纪，中国对死刑的研究进入体系化阶段，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废除13个非暴力经济犯罪死刑罪名，标志着从“立法上限制死刑”的突破；2025年《刑法修正案（九）》再取消9个死刑罪名，使死刑总数降至46个，这一立法进程背后，是学界对“死刑适用标准”的深入辩论，研究显示，死刑罪名主要集中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财产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其中非暴力犯罪占比逐步降低，反映出“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的政策导向，学者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死刑的威慑力与犯罪发生的概率、刑罚的及时性关联度更高，而非单纯依赖刑罚的严厉性，针对故意杀人罪的研究表明，破案率每提高10%，杀人案件发生率可下降约7%,而死刑数量的增减与犯罪率变化并无显著相关性。
在司法实践层面，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是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举措，学界对此的评价集中在“程序正义”的强化上：通过统一死刑裁判标准、排除非法证据、保障辩护权，有效减少了冤假错案风险，数据显示，2007-2025年间，最高法死刑复核案件改判率约为15%，发回重审率约10%，反映出司法对“死刑案件质量”的严格把控。“死缓”制度的完善也成为研究热点，死缓作为死刑的替代措施，通过限制减刑、终身监禁等规定，既保留了刑罚的严厉性，又为“少杀”提供了缓冲空间。《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终身监禁”条款，针对贪污受贿犯罪，避免了“死刑立即执行”与“无期徒刑”之间的巨大刑罚落差,实现了罪责刑相适应。
伦理与人权视角的研究则聚焦于死刑的“正当性”争议，支持废除死刑的学者认为，国家以暴制暴违背现代文明社会的生命伦理，且死刑一旦误判无法纠正（如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的平反）；而保留死刑的观点则强调“报应正义”，认为对极端犯罪者适用死刑是社会正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对受害者家属的慰藉，近年来，随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确立，学界开始关注死刑的“社会效果”，包括对犯罪者家属的影响（如子女歧视、家庭破裂）、对犯罪预防的实效性等，一项针对1000名服刑人员家属的调查显示，82%的受访者认为“死刑无法真正缓解家庭痛苦”,反而可能引发社会对立情绪。
国际比较研究为中国死刑改革提供了参照，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虽未强制废除死刑，但要求“严格限制死刑适用范围，逐步废除”，截至2025年，全球已有70%的国家废除或在实践中停止执行死刑，中国的研究发现，死刑废除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法治化程度呈正相关，但需结合本国国情，新加坡、日本等保留死刑的国家通过严格的司法程序和替代措施（如长期监禁）控制死刑适用，其经验对中国“严格限制死刑”具有借鉴意义，学界也关注到“民意”对死刑政策的影响，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死刑的支持率虽高于欧美国家，但近年来从80%以上降至约60%，反映出公众对死刑的认知正从“报应主义”向“理性主义”转变。
未来研究将聚焦三个方向：一是死刑替代措施的完善，如是否应引入“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二是大数据技术在死刑案件中的应用，通过建立犯罪风险评估模型，辅助法官裁判；三是死刑政策与社会治理的协同，如通过完善社会保障、犯罪预防体系，从根源上减少极端犯罪的发生，总体而言，中国对死刑废除的研究始终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寻求平衡，其渐进式改革路径既体现了对生命权的尊重,也彰显了法治文明的进步。
相关问答FAQs
Q1：中国目前是否具备全面废除死刑的条件？
A1：目前中国尚未全面废除死刑，但已具备“严格限制死刑”的条件，从立法层面看，死刑罪名已从68个减至46个，且集中于暴力犯罪等极少数严重罪行；司法层面，死刑复核权统一行使、冤假错案防范机制不断完善，确保了死刑适用的审慎性，全面废除死刑仍需满足以下条件：一是社会治安形势稳定，严重犯罪率处于可控范围；二是公众对死刑的认知趋于理性，支持率进一步降低；三是刑罚体系中的替代措施（如终身监禁）足够完善，能够实现与死刑相当的惩罚与隔离效果，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仍需通过长期的社会治理和法治建设,为全面废除死刑创造条件。
Q2：死刑的威慑力在犯罪预防中是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A2：学界对死刑威慑力的实证研究存在分歧，支持方认为，死刑对极端犯罪（如恐怖袭击、连环杀人）具有“威慑效应”，尤其对于犯罪成本敏感的个体；反对方则通过跨国数据对比发现，废除死刑的国家（如加拿大）与保留死刑的国家（如美国）在严重犯罪率上并无显著差异，且犯罪率变化更多与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执法效率等因素相关，中国的研究表明，死刑的威慑力具有“短期性”和“局限性”——短期内可能对特定犯罪产生震慑，但长期效果会被社会矛盾、贫富差距等深层因素抵消，多数学者主张，犯罪预防应依赖“综合治理”，包括完善社会保障、强化社区防控、推进法治教育等,而非单纯依赖死刑的威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