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哑巴”到“能言”：特殊聋儿童“哑教育”模式的反思与革新

** 长期以来，针对聋儿童的教育中存在一种被称为“哑教育”的模式，其核心目标是让聋儿童通过口语训练，最大程度地融入健听社会，而刻意回避或排斥手语，本文旨在深入剖析“哑教育”模式的内涵、历史渊源及其在实践中的利弊，研究发现，该模式虽然在特定历史时期和个体案例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重口语、轻手语、重听力、轻文化”的本质，对聋儿童的认知发展、心理健康和文化认同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本文认为，随着现代特殊教育理念、医学技术和信息科技的发展，传统的“哑教育”模式亟待革新，未来的方向应是构建一个以“双语双文化”（Bi-Bi）教育理念为指导，融合口语、手语、辅助科技和康复支持的多元化、全纳性教育体系，真正实现聋儿童在语言、认知、情感和文化上的全面发展，帮助他们从“被要求沉默”走向“自信表达”。

聋儿童；哑教育；口语教学；双语双文化；全纳教育；手语

聋儿童的教育问题,始终是特殊教育领域一个复杂且充满争议的议题，在众多教育模式中，“哑教育”（Oralism）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其名称本身就带有一种价值判断——“哑”，即指代那些因听力障碍而无法或难以使用口语进行交流的个体。“哑教育”的目标，便是通过各种强化训练，让这些儿童“开口说话”，摆脱“哑巴”的标签，从而顺利地进入健听社会。

随着人权观念的普及、手语语言学地位的提升以及对聋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深入研究，这种以“去聋化”为终极目标的“哑教育”模式，其合理性与人道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将首先界定“哑教育”的内涵，追溯其历史脉络，继而系统分析其在实践中带来的多重困境，并最终探讨在新时代背景下，聋儿童教育应有的革新路径与未来展望。

“哑教育”模式的内涵与历史溯源

（一）“哑教育”的核心内涵

“哑教育”并非指完全不教语言，而是特指一种以口语（或口语结合残余听力训练）为唯一或绝对主导教学语言的教育模式，其核心理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 口语中心主义： 认为口语是人类最高级的交流方式，是聋儿童融入主流社会、接受普通教育的唯一有效途径，手语被视为低级的、原始的、阻碍口语发展的“坏习惯”。
2. 医学模式导向： 强调通过医学手段（如助听器、人工耳蜗植入）来修复或补偿听力损失，将听力障碍视为一种需要被“治愈”的缺陷。
3. 听觉优先原则： 教学过程严格遵循“听-说-读-写”的顺序，要求聋儿童优先发展听觉口语能力，即使这意味着他们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甚至效果有限。
4. 排斥手语文化： 在校园和家庭中，禁止或严格限制使用手语，认为手语会形成一种“聋人亚文化”，阻碍聋儿童的社会化进程。

（二）历史溯源与演变

“哑教育”的理念可以追溯到18世纪，当时，西班牙神父Pedro Ponce de León被认为是第一位成功对聋人进行口语教学的先驱，真正将这一模式系统化并推向全球的是19世纪的法国人阿贝·德·莱佩（Abbé de l'Épée），他最初主张使用手语进行教学，但后来其继承者们，如其学生罗多克·西卡尔（Roch-Ambroise Cucurron Sicard），以及后来在德国和美国大力推广口语教学的 Samuel Heinicke，逐渐形成了与手语教育相对立的“口语主义”阵营。

19世纪末,一场著名的“米兰会议”（Milan Conference of 1880）成为“哑教育”模式全球化的转折点，会议通过决议，宣布口语教育是聋教育的唯一正确途径，并谴责手语教育，这一决议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聋教育政策，导致手语被系统性打压，聋儿童的语言权利和发展权被严重忽视。

“哑教育”模式的实践困境与负面影响

尽管“哑教育”的初衷是帮助聋儿童更好地融入社会，但其单一化的路径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问题，甚至对聋儿童造成了深远的伤害。

（一）语言发展迟滞与认知障碍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对于聋儿童而言，如果在语言发展的关键期（0-6岁）无法获得稳定、自然、可理解的语言输入（无论是口语还是手语），其认知发展将受到严重阻碍。

• “口语”的不可及性： 大部分聋儿童，尤其是重度或极重度听损者，即使佩戴助听设备，也难以清晰、准确地接收到所有语音信息，强迫他们学习一种他们“听不见”或“听不清”的语言，无异于缘木求鱼，这导致许多聋儿童的口语发展缓慢、发音不清、语法混乱，无法形成流畅的内部语言，进而影响逻辑思维和抽象能力的发展。
• “手语”的剥夺： 手语并非简单的手势模仿，而是一门拥有独立语法、词汇和表达方式的完整语言，它是聋儿童天然的、最易习得的母语，剥夺他们学习手语的权利，等于剥夺了他们与外界进行有效沟通、构建早期认知框架的机会，许多“哑教育”下的聋儿童，在入学前可能处于一种“语言真空”状态，既不会说，也听不懂，更不会打手语，这被称为“语言剥夺综合征”，对其一生的发展都是毁灭性的。

（二）心理创伤与身份认同危机

“哑教育”模式在情感和心理层面给聋儿童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创伤。

• 持续的挫败感与自卑感： 在一个“必须开口”的环境里，聋儿童因无法完成这一“任务”而频繁受到批评、指责甚至惩罚，他们被贴上“笨”、“不努力”、“不听话”的标签，久而久之，会产生强烈的挫败感和自卑感，变得沉默、孤僻、缺乏自信。
• 身份认同的混乱： “哑教育”告诉他们：“你的听力是坏的，你的手语是错的，你必须变得和我们一样。”这种“去聋化”的教育，让他们既无法真正融入健听社会，又被迫否认自己作为聋人的身份，这种夹缝中的生存状态，极易导致身份认同的混乱和危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该归属于哪个群体。

（三）文化隔阂与社会融入的假象

“哑教育”追求的是让聋儿童“融入”健听社会，但结果往往是“隔离”而非“融合”。

• 沟通的鸿沟： 即使经过多年训练，聋儿童的口语水平也往往难以达到健听人的标准，这使得他们在与健听人交流时依然存在巨大障碍，无法进行深层次的思想和情感交流，长期处于社交的边缘。
• 聋人文化的失落： 手语不仅是沟通工具，更是聋人文化的载体和灵魂，它承载着聋人群体的历史、价值观和社群归属感。“哑教育”切断了聋儿童与聋人文化的联系，使他们失去了一个强大的社会支持系统，当他们遇到困难时，无法从同辈群体中获得理解和支持，只能独自面对。

聋儿童教育的革新路径：从“哑教育”到“双语双文化”

鉴于“哑教育”模式的弊端，现代特殊教育领域正倡导一种更加科学、人本和多元化的教育模式——“双语双文化”（Bi-Bi, Bilingual-Bicultural）教育模式。

（一）“双语双文化”教育的核心理念

“双语双文化”模式承认并尊重聋儿童的双重身份：他们首先是“语言使用者”，其次是“文化成员”。

• 双语： 指聋儿童同时学习两种语言——第一语言（L1）是手语，作为其母语，用于早期认知发展和情感交流；第二语言（L2）是国家的书面语和口语，用于获取更广泛的知识和信息，参与主流社会生活。
• 双文化： 指聋儿童同时接触两种文化——聋人文化和健听文化，他们为自己是聋人文化的一员而自豪，同时也能理解和尊重健听文化，成为一个能够在两种文化之间自由切换的“文化桥梁”。

（二）“双语双文化”教育的实践策略

1. 早期、自然的语言输入： 在聋儿童出生后，应尽早进行听力诊断和干预，无论是否选择口语康复，都应立即引入手语，聋人家长或专业的手语教师可以成为孩子的第一任语言老师，确保孩子在语言关键期获得充足、高质量的语言输入。
2. 多元融合的教学环境： 学校应提供丰富的语言环境，课堂上，教师（最好是聋听教师搭档）可以同时使用手语和口语进行教学，课程设置应包含聋人历史、文化、艺术等内容，帮助聋儿童建立积极的身份认同。
3. 科技的辅助作用： 现代科技，如高精度的助听器、人工耳蜗、实时字幕、视频通讯等，是聋儿童教育的有力工具，科技的目标不是“修复”聋人，而是作为“赋能”工具，帮助他们打破沟通壁垒，获取信息，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沟通方式。
4. 家庭与社区的协同： 改变“哑教育”下的家庭焦虑模式，家长需要接受孩子的听力状况，学习手语，成为孩子最坚实的后盾，应鼓励聋儿童参与聋人社群活动，建立同伴支持网络。

回望历史,“哑教育”模式的出现，反映了特定时代下人们对聋儿童关爱的朴素愿望，但其基于“缺陷模型”和“文化偏见”的内核，注定会给聋儿童的成长之路带来荆棘与坎坷，它试图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聋儿童，却忽略了个体差异和语言的多样性。

教育的本质,是赋能与解放，而非规训与改造，对于特殊聋儿童而言，真正的解放，不是让他们变得“和我们一样”，而是让他们拥有“成为自己”的勇气和能力，未来的聋儿童教育，必须彻底摒弃“哑教育”的陈旧观念，坚定不移地走向“双语双文化”的全纳之路，这意味着我们要承认手语的合法地位，尊重聋人文化的独特价值，为每一个聋儿童提供最适合其发展的教育支持，唯有如此，聋儿童才能不再背负“哑巴”的沉重枷锁，而是以自信的姿态，用手、用口、用心，向世界发出属于自己的、最响亮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