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旅游研究存在哪些核心问题？-华夏学术资源库

我国旅游研究的问题可以概括为“四大失衡”和“一个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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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践的失衡：“理论空心化”与“实践脱节”

这是我国旅游研究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具体表现为两个极端。

“理论研究”的“空心化”与“西方化”
- 缺乏本土理论创新：大量研究停留在对西方成熟理论（如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旅游动机理论、可持续旅游理论等）的简单套用、验证和修补上，未能结合中国独特的国情、文化、政治体制和发展阶段，提出真正具有解释力和原创性的本土化理论，我们的研究常常在“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现象”，而非“从中国现象中提炼中国理论”。
- “为研究而研究”：部分学术研究追求论文发表的数量和期刊的“高大上”，选题脱离现实需求，研究方法繁琐复杂，但结论空洞，对解决实际问题贡献甚微，形成了“发表即终点”的怪圈。
“应用研究”的“浅表化”与“同质化”
- 对策建议“假大空”：许多针对行业问题的研究报告，提出的对策建议往往缺乏深度和可操作性，如“加强宣传力度”、“提升服务质量”、“加强政府监管”等正确的“废话”,对企业和政府的决策参考价值有限。
- 跟风严重：一有热点（如乡村旅游、红色旅游、智慧旅游、康养旅游），便一拥而上，研究内容高度雷同，缺乏对细分市场的深入、独到和前瞻性的分析，导致研究成果泛滥,但精品稀缺。

旅游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学科地位一直比较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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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归属模糊，缺乏独立性：在我国高校的学科体系中，旅游管理通常被设在地理学、管理学、经济学等一级学科之下,这导致：
- 研究视角局限：地理学背景的学者侧重空间规划和影响，管理学背景的学者侧重企业运营，经济学背景的学者侧重市场和产业，单一视角难以全面、系统地把握旅游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
- 学术资源倾斜：作为“二级学科”或“方向”，旅游学在获取科研经费、申报重大课题、培养高层次人才等方面，往往不如其“母学科”受到重视,处于学术生态的边缘。
研究队伍“散兵游勇”：缺乏像经济学、社会学那样有强大凝聚力和话语权的学术共同体，研究者背景各异，研究范式和方法论难以统一，导致学科内部对话困难,难以形成合力来推动学科的整体发展。

在研究方法上，存在“唯定量论”的倾向。

过度依赖定量，忽视定性深度：为了追求研究的“科学性”和发表便利，许多研究热衷于大规模问卷调查和复杂的统计分析模型，这种方法虽然能揭示一些普遍性规律，但往往牺牲了对现象背后深层原因、复杂过程和人文意义的探究，数据很漂亮,但故事很苍白。
定性研究方法“不深不透”：案例研究、民族志、深度访谈等定性方法，要么被视为“不够科学”，要么在操作中流于形式，缺乏长期、沉浸式的田野调查,导致研究结论难以触及问题的本质。

旅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旅游产业发展”的,这导致研究价值取向存在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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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经济，轻人文”：大量研究集中在旅游的经济贡献、产业融合、市场营销、经济效益评估等方面，而旅游对社会结构、文化变迁、社区参与、身份认同、环境伦理等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在批判性视角下对旅游负面影响的审视严重不足。
“重管理，轻权利”：研究多集中于如何“管理”游客、如何“管理”目的地，而较少关注旅游发展中不同利益相关者（如当地居民、原住民、一线从业者）的权利、声音和福祉,他们的主体性在研究中常常被忽视或被简化为管理对象。

当前，中国乃至全球的旅游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但我们的研究反应速度相对滞后。

对“新业态”研究滞后：对于疫情后兴起的“微度假”、“露营”、“City Walk”，以及“数字游民”、“元宇宙旅游”等新现象、新业态，学术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度明显不足，多为媒体式、评论式的浅层分析,缺乏学理上的提炼和前瞻性判断。
对“大旅游观”理解不深：未能完全跟上国家提出的“文化自信”、“生态文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将旅游研究更紧密地融入这些宏大叙事中，如何通过旅游促进乡村的全面振兴，而不仅仅是经济增收；如何通过旅游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不仅仅是商业化表演。

我国旅游研究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型期，要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学界、业界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学界：应增强理论自信和文化自觉，鼓励本土理论创新；打破学科壁垒，推动跨学科深度融合；回归研究的初心，以解决真问题为导向；平衡定性与定量方法,重视批判性视角和人文关怀。
业界：应更开放地与学术界合作，提出真实的研究需求,并为研究提供数据和案例支持。
政府：应在科研资助和学科设置上给予旅游学更多支持，鼓励那些面向国家战略、具有前瞻性和基础性的研究。

未来的中国旅游研究，必须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追随西方”转向“引领对话”，从“服务产业”转向“引领发展”，才能真正为中国旅游业的健康、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