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对并购的研究现状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资本市场的日益成熟,并购活动已成为企业实现扩张、转型升级和资源整合的重要手段，学术界对并购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呈现出多维度、跨学科的特点，从研究主题来看，国内并购研究主要围绕并购动机、并购绩效、并购风险、跨境并购以及并购后的整合等核心议题展开，研究方法也从早期的定性分析逐步向定量模型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向发展。
在并购动机方面,早期研究多基于西方经典理论，如协同效应理论、代理成本理论、市场势力理论等，结合中国制度背景进行本土化验证，学者们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并购的动机不仅包括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等协同效应，还受到地方政府干预、国有股权属性以及政策导向等制度因素的影响，近年来，随着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推进，战略性并购（如获取核心技术、进入新兴市场）和产业链整合动机逐渐成为研究热点，部分研究通过案例分析发现，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国内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并购补齐产业链短板，提升自主可控能力。
并购绩效的评估是国内并购研究中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研究方法上，早期多采用事件研究法，通过计算并购公告前后企业股价的异常收益率来衡量市场反应；随后，会计研究法被广泛应用，即通过对比并购前后企业的财务指标（如ROA、ROE、每股收益等）变化来评估经营绩效，近年来，研究方法更加多元，包括双重差分法（DID）、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等因果推断方法，以解决样本选择偏差和内生性问题，研究结论方面，国内学者普遍发现，并购绩效存在显著差异：横向并购通常能带来短期绩效提升，而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的长期绩效则不确定；国有企业的并购绩效往往低于民营企业，这可能源于代理问题和管理效率差异；支付方式（现金vs股权）、并购规模、交易溢价等因素也会显著影响并购绩效。
并购风险研究主要集中在财务风险、法律风险、文化冲突风险以及整合风险等方面，财务风险方面，学者们关注高杠杆并购导致的债务危机，如部分企业通过“蛇吞象”式并购过度举债，最终陷入流动性困境，法律风险方面，随着《反垄断法》《外商投资法》等法律法规的完善，并购申报、审查合规性成为研究重点，尤其是互联网、医药等行业的反垄断案例引发大量讨论，文化整合风险在跨境并购中尤为突出，研究发现，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后因文化差异导致的员工流失、管理冲突等问题频发，影响并购价值的实现，部分研究还关注了信息不对称下的并购风险，如目标企业估值过高、隐性债务暴露等。
跨境并购是国内并购研究的重要分支,研究内容涉及动因、区位选择、绩效及失败原因等，动因方面，除了获取技术和市场资源，规避贸易壁垒、人民币国际化等因素也被纳入分析框架，区位选择上，学者们发现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多集中于欧美发达经济体（获取技术）和东南亚新兴市场（开拓市场），且“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跨境并购呈现增长趋势，绩效研究显示，跨境并购的短期市场反应普遍为负，主要源于投资者对整合风险的担忧；长期绩效则因行业和企业异质性而存在差异，资源型和技术型跨境并购的成功率相对较高，失败原因方面，政治风险（如CFIUS审查）、目标企业估值泡沫、文化整合不足等是关键因素。
并购后的整合研究,尤其是组织整合、文化整合和人力资源整合，逐渐受到重视，研究发现，整合阶段是并购价值实现的关键，但也是失败率最高的阶段，文化整合中的“文化冲突”可能导致核心人才流失，而组织架构的调整不当则会削弱协同效应，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数字化背景下的并购整合，如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在整合管理中的应用，以及互联网企业并购后的生态系统整合策略。
从研究趋势来看,国内并购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制度背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学者们更加注重将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如政府关系、金融体系、法律环境）纳入分析框架；二是研究方法更加严谨，因果推断模型和大数据分析的应用逐渐增多；三是研究视角从单一企业转向产业链、生态系统等宏观层面，探讨并购对产业升级和区域经济的影响；四是跨境并购研究更加关注地缘政治风险和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的战略调整。
以下表格总结了国内并购研究的主要领域、核心议题及代表性研究方法：
| 研究领域 | 核心议题 | 代表性研究方法 |
|---|---|---|
| 并购动机 | 协同效应、政策导向、产业链整合 | 案例分析、Logit回归、文本分析 |
| 并购绩效 | 短期市场反应、长期经营绩效、影响因素 | 事件研究法、会计研究法、DID、PSM |
| 并购风险 | 财务风险、法律风险、文化冲突风险 | 案例研究、风险预警模型、质性分析 |
| 跨境并购 | 动因、区位选择、绩效、政治风险 | 跨国比较分析、引力模型、双重差分法 |
| 并购后整合 | 文化整合、组织整合、人力资源整合 | 深度访谈、问卷调查、案例追踪研究 |
相关问答FAQs：
Q1：国内并购研究中，为什么国有企业的并购绩效通常低于民营企业？
A1：国内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并购绩效较低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代理问题突出，管理层可能出于“帝国扩张”动机进行低效并购；二是预算软约束导致国有企业对并购成本和风险不够敏感；三是政府干预下的并购可能偏离商业目标，如承担政策性负担（如兼并濒临破产的国企），相比之下，民营企业以市场化导向为主，并购决策更注重效率和价值创造，因此绩效表现更优。
Q2：如何解决跨境并购中的文化冲突问题？
A2：解决跨境并购中的文化冲突需要系统性策略：一是并购前开展全面的尽职调查，评估目标企业的文化特征与自身文化的兼容性；二是制定差异化的整合方案，保留核心人才和关键业务流程，同时逐步植入企业文化；三是加强跨文化培训，提升管理层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四是建立本地化团队，尊重当地文化习俗，通过“文化融合”而非“文化替代”实现协同效应，吉利并购沃尔沃后，通过保持沃尔沃的独立运营和品牌 autonomy，同时共享技术资源，成功实现了文化整合与绩效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