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乡村旅游研究的学者而言，这一领域既是学术探索的沃土，也是推动乡村振兴实践的重要理论支撑，随着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深入推进和居民消费升级，乡村旅游已从早期的“农家乐”模式，逐步演化出文化体验、生态康养、研学旅行、数字赋能等多元形态，其研究议题也呈现出跨学科、多维度、深层次的特征，学者们需在理论建构、实践反思、政策创新等方面持续发力,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在理论层面，学者首先需厘清乡村旅游的核心内涵与外延，乡村旅游并非简单的“乡村+旅游”，而是以乡村空间为载体，融合农业生产、田园风光、民俗文化、乡愁记忆等元素的复合型经济文化活动，当前，学界对乡村旅游的理论研究多借鉴旅游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学科视角：旅游学关注游客行为动机、体验满意度及目的地吸引力构建；社会学聚焦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社区参与和文化传承；经济学探讨产业融合模式、利益分配机制及经济效应；地理学则侧重空间布局优化、景观规划与可持续发展，跨学科交叉研究成为趋势，如“乡村性”理论探讨如何平衡旅游开发与乡村原真性保护，“可持续生计框架”分析旅游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这些理论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
实践研究方面，学者需深入一线，破解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现实难题，当前，我国乡村旅游仍面临同质化竞争、基础设施薄弱、专业人才匮乏、文化商品化过度等问题，在资源富集但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学者通过实地调研发现，由于缺乏科学的规划引导，许多村落盲目复制“古镇游”“采摘园”模式，导致资源浪费与市场饱和；而在东部沿海地区，部分学者关注到资本下乡引发的“绅士化”现象，即原住民因租金上涨被迫迁离，乡村社区原有社会网络遭到破坏，针对这些问题，学者们提出差异化路径：一是推动“文旅融合”，深挖地域文化IP，如通过非遗体验、民俗节庆活动提升产品附加值；二是创新“利益联结机制”，推广“合作社+农户”“企业+村集体+农户”等模式，确保村民共享发展红利；三是强化“数字赋能”，利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平台拓宽营销渠道，通过智慧管理系统提升运营效率，生态保护也是研究重点，学者需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实现路径，如发展低碳旅游、推广生态补偿机制,避免过度开发破坏乡村生态环境。
政策研究是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学者需对现有乡村旅游政策进行评估与优化，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近年来，国家层面出台《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各地也推出专项扶持政策，但政策落地效果存在区域差异，学者通过政策文本分析发现，部分政策存在“重硬件投入、轻软件建设”“重经济指标、轻社会文化保护”的倾向，为此，学者建议：政策制定应强化“精准性”，结合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与发展阶段分类施策；政策执行需建立“多元共治”机制，鼓励村民、企业、社会组织共同参与；政策评估应引入“第三方评价”，综合考量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维效益，避免“唯GDP论”。
随着时代发展，乡村旅游研究也需与时俱进，关注新兴议题。“后疫情时代”的乡村微度假、康养旅游需求增长，学者需探究其市场特征与产品创新路径；“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如何与现代农业、农村电商等产业深度融合，形成“乡村发展共同体”；在“双碳”目标下，低碳旅游技术、绿色消费行为等成为新的研究方向，数字化浪潮下，虚拟旅游、元宇宙乡村等新形态初露端倪,学者需前瞻性思考其对乡村社会文化的影响。
相关问答FAQs
Q1：当前乡村旅游研究中，学者如何平衡“学术严谨性”与“实践指导性”？
A1：学者需通过“理论扎根实践”实现二者统一，通过长期田野调查获取一手数据，确保研究结论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与地方政府、企业、村民建立合作机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可操作的方案，如编制乡村旅游规划、设计社区参与流程、开发文化体验项目等，学术研究应避免过度迎合短期政策热点，需保持批判性思维，揭示深层次矛盾，为长远发展提供理性建议。
Q2：乡村旅游研究中，“乡村性”保护与“旅游商业化”之间的矛盾如何破解？
A2：破解这一矛盾需构建“保护性开发”框架，学者建议：通过“社区赋权”让村民成为文化传承的主体，避免外部资本过度主导导致的文化失真；推行“文化生态保护区”制度，划定核心保护区域与适度开发区域，如限制传统村落内的商业密度；创新文化表达方式，将民俗文化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项目（如传统手工艺工作坊、乡村戏剧演出），既满足游客需求，又保留文化内核；建立动态监测机制，定期评估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影响,及时调整开发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