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环保意识的提升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其研究涉及社会学、心理学、环境科学等多学科视角，近年来国内学者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大量实证与理论探讨，以下从核心研究主题、影响因素、提升路径及典型案例等方面，系统梳理相关文献内容，并以表格形式归纳主要研究结论,最后通过FAQs解答常见疑问。
农民环保意识的核心研究主题
农民环保意识是指农民对环境问题的认知、态度及参与环保行为的综合体现，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三个维度展开：环境认知、环保态度与环保行为。
在环境认知方面，学者们发现农民对显性环境问题（如垃圾污染、水体黑臭）的识别度较高，而对隐性环境问题（如农业面源污染、土壤重金属超标）的认知不足，李等（2025）通过对长江经济带12个省份的调研显示，82%的农民能明确指出“农药包装随意丢弃”是污染行为，但仅31%能认识到“过量施用化肥会导致土壤板结”，这种认知差异与问题的直观性和危害显现周期密切相关，显性污染易被直接感知，而隐性污染的长期性、隐蔽性导致农民重视不足。
环保态度层面，研究多聚焦农民对环保政策的支持度与责任归属认知，王和陈（2025）的问卷调查表明，76%的农民认同“环保是每个人的责任”，但当涉及个人利益时（如限制化肥使用可能影响产量），支持率下降至45%，农民普遍存在“政府主导”心态，认为环保责任主要应由政府承担，个体参与意识较弱，这种“责任他归”态度成为制约环保行为的重要因素。
环保行为研究则区分了“主动行为”（如垃圾分类、参与环保宣传）与“被动行为”（如响应政策要求减少农药使用），张等（2025）的实证分析指出，农民环保行为受主观规范（邻里是否参与）和感知行为控制（是否有技术指导）显著影响，具备环保技能且观察到他人行为的农民，主动环保行为发生率提高60%以上。
影响农民环保意识的关键因素
现有文献从个体特征、社会经济条件、政策与环境教育等多角度剖析了影响因素，具体如下表所示：
| 影响因素类别 | 具体指标 | 主要研究结论 | 代表性文献 |
|---|---|---|---|
| 个体特征 | 年龄、受教育程度 | 年龄较大农民环保意识更强，但受教育程度越高，对新型环境问题（如碳减排）的认知越深入。 | 刘等（2025） |
| 环境信息获取渠道 | 通过互联网、农业技术推广站获取信息的农民，环保意识显著高于依赖传统人际传播的群体。 | 赵等（2025） | |
| 社会经济条件 | 家庭收入、农业经营规模 | 高收入、规模化经营农民更倾向于采纳环保技术（如测土配方施肥），因其有长期投入能力；小农户则更关注短期收益。 | 陈等（2025） |
| 非农就业比例 | 家庭非农收入占比高的农民，环保意愿更强，因农业收入对其生计影响较小，更易接受环保约束。 | 孙等（2025） | |
| 政策与制度环境 | 环保补贴政策 | 直接补贴（如秸秆还田补贴）比间接补贴（如生态补偿）更能激发农民环保行为，但补贴需与成本匹配。 | 吴等（2025） |
| 环保监管强度 | 严格监管（如禁烧秸秆巡查）短期内可提升行为合规性，但需结合教育才能形成持久意识。 | 马等（2025） | |
| 环境教育与宣传 | 环保培训参与度 | 参与过环保技能培训的农民，环保知识得分平均提高25%，主动行为发生率提高40%。 | 周等（2025） |
| 村规民约约束力 | 村民共同制定的环保村规民约（如垃圾分类奖惩制度），对农民行为的约束力强于外部政策。 | 胡等（2025） |
提升农民环保意识的实践路径
基于影响因素的研究，学者们提出了多层次提升路径，核心可概括为“教育引导-政策激励-技术支撑-文化浸润”四位一体模式。
教育引导是基础，需针对农民认知特点开展差异化宣传，对老年农民采用“田间课堂+案例讲解”，通过对比污染农田与健康农田的产量差异，直观展示环保重要性；对年轻农民则利用短视频、微信群等新媒体，推送“环保小技巧”等易懂内容，将环保知识纳入中小学乡土教材，通过“小手拉大手”实现代际传递，也是有效策略（李，2025）。
政策激励需平衡短期成本与长期收益，提高环保补贴标准，如将秸秆还田补贴从每亩30元增至50元，使农民收益不低于传统焚烧方式；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如发展有机农业、生态旅游，让环保行为转化为经济收益（王，2025），浙江安吉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表明，通过生态补偿与产业转型结合，农民环保参与度从2025年的48%提升至2025年的89%。
技术支撑是破解“想环保但不会”的关键，推广低成本、易操作的环保技术，如可降解地膜替代传统塑料膜、生物农药替代化学农药，同时建立“县-乡-村”三级技术服务站，派驻技术员现场指导，张等（2025）在山东的试点显示，提供免费技术服务的村庄，农药使用量减少32%，农民环保技能掌握率提升至78%。
文化浸润重在培育乡村环保共同体，通过评选“环保示范户”“生态庭院”，发挥榜样作用；修订村规民约，将环保条款纳入红白理事会管理，形成“村民自治+道德约束”的氛围，贵州黔东南侗族村寨通过“侗族大歌+环保宣传”，将环保理念融入传统文化，使村民主动参与河道清理、森林保护，实现环保意识与民族文化传承的良性互动（陈，2025）。
相关问答FAQs
Q1：为什么有些农民明明知道焚烧秸秆污染环境，却依然选择焚烧？
A：农民焚烧秸秆的行为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一是成本效益权衡，秸秆还田需额外投入人工（粉碎、翻耕）和机械成本，而焚烧省时省力，短期内能节省约150元/亩；二是技术替代不足，部分地区的秸秆还田技术不成熟，导致病虫害增加、出苗率下降，农民对技术缺乏信任；三是政策执行“一刀切”，部分地区仅禁烧未提供秸秆处理渠道，农民面临“不烧则无处可放”的困境，解决这一问题需从补贴政策完善、技术推广和收储体系建设同步发力。
Q2：如何评估农民环保意识的提升效果？
A：评估农民环保意识需结合“认知-态度-行为”三维度，构建综合指标体系：
- 认知维度：通过环境知识问卷（如“是否能说出3种以上农业污染类型”）得分评估；
- 态度维度：采用李克特量表测量对环保政策的支持度、责任归属认知等；
- 行为维度：记录实际环保行为频率（如每月垃圾分类次数、农药使用量变化等）。
还可通过访谈法了解农民环保意识的内化程度，例如是否主动向他人传播环保理念、是否因环保行为改变生活习惯等，多维度评估能更全面反映意识提升的真实效果,避免单一指标偏差。
农民环保意识的提升是一个系统工程，需政府、社会、农民协同发力，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数字技术（如物联网、大数据）在农民环保行为监测与引导中的应用，以及气候变化背景下农民对低碳农业的认知与接受度,为推动农业绿色转型提供更精准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